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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历史
范绪箕:一部浓缩的航空航天教育史

 

范绪箕(1914-2015)力学家、教育家、上海交大原校长

95岁时,他还在出版专著;100岁时,还在指导研究生,102岁时,还在发表英文论文。他一生未婚,以学生为骨肉,以航空救国为志业。耄耋之年,犹自游刃于科研之林,领衔冲刺航空航天科技前沿领域的研究,以生命挑战人类从事科研年龄的极限。他一生筚路蓝缕,献身航空教育事业,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曲折发展,自身就是历史,本人即为传奇。他是一部“浓缩的中国航空航天教育发展史”。2015年11月21日6时48分,这部传奇的史书缓缓合上了。

他是范绪箕,中国航空教育的重要奠基人,空气动力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,著名的力学家、教育家,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。

2015年11月28日,上海龙华殡仪馆送别大厅里,巨幅照片两侧挂着挽联,“范为人师绪起航空一生报国箕星与日月同辉,学为泰斗桃李漫天百年精勤功绩与苍穹同高”,是其一生写照。  

 

航空救国梦

范绪箕1914年1月5日生于北平,时“一战”爆发,日军侵入胶州湾,袁世凯称帝在即,家国动荡。幼年时,他家境日隆,生活优裕,尚无从体会家国离乱。

父亲范其光,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留俄学生,留俄18年,专攻铁路工程。归国后,曾任中东铁路局局长,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领导工作。母亲李国奎,门第显赫,出身李鸿章家族,为其长兄李瀚章长孙女,长于上海,从小接受中西合璧式教育。

范家兄妹四人,此后皆一时俊彦。姊范绪箴,俄文教师;兄范绪筠,后为世界半导体物理开创者之一,物理学家;妹范绪篯,曾任教北大物理系,妹夫谢家麟,中科院院士,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。

幼年时,范绪箕在私塾开蒙,从阎荫桐先生习四书五经;后入英式教会学校,在当时京城最著名的四所新式学校之一私立崇德学堂,接受西式教育,与杨振宁、梁思成、邓稼先等为校友。

10岁时,他随父迁哈尔滨。15岁时,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校(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),习机械工程,接受俄式大学教育。

1931年,他17岁,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东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经历家国离乱,范绪箕目睹其父供职的中东铁路成为日方的劫掠目标。为夺其控制权,日军频频制造事端,武装袭击、杀人、纵火,时有发生。

两年后,范家从长春去哈尔滨,途中遭劫掠,火车倾覆出轨,哥哥肩部中弹。事发时,日机在上空盘旋、轰鸣,俯冲,在人们惊愕中又飞掠而去。遭此凌辱,范绪箕愤怒异常。一个航空救国的梦想,在中东铁路上就此扎根。

而在中国内地,“九一八”之后,日军依仗战斗机等现代武器长驱直入,国土沦丧,激起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志,“航空救国”已成为科学界、教育界的热门话题。那些怀着“航空救国”梦的热血青年中,有一个叫范绪箕,还有一个叫钱学森。

1934年8月,钱学森赴南京参加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考试,投考航空机架专业,次年赴美留学,正式走上了航空研究之路。

这一年,在留美的哥哥资助下,范绪箕也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。1930年代的加州理工学院大师云集,爱因斯坦在这里过冬,摩根在这里获诺贝尔奖,世界各地的科学新秀纷纷跨海而来。范绪箕在这里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——航空学巨擘冯·卡门,并成为他赴美后第一个中国学生。

1937年,范绪箕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,又继续攻读航空工程硕士。时钱学森从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,转来攻读博士。二人成为师兄弟。范读硕士,攻飞机结构。钱读博士,攻空气动力学。二人同一师门,也同住一寓所,四年间结下深厚友谊。钱学森的努力钻研给范绪箕留下深刻印象,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待学术更认真、严谨。

此外,他与谈家桢、袁家骝、卢嘉锡等时相过从,日后成为各自领域之大家,一辈子互为良师益友。

1940年夏天,范绪箕正专心致志撰写博士论文时,万里之外的祖国已是山河破碎。应母亲“病危”急召,他来不及完成博士论文,就匆匆回国。

在沦为孤岛的上海,他见到了阔别五年的父母。原来母亲无恙,只是离乱之中思子心切。此时,中美客轮航路已断,返美无期。他开始寻找地方,安顿自己的航空救国梦:一是钱学森推荐的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,二是先期回国的谈家桢相邀的浙江大学。

回国不到一周,他背着父母,搭乘即将停运的英国轮船,去往香港,又冒着日机袭扰的危险,从香港飞往重庆,再坐木炭汽车,去向贵州遵义,寻找西迁的浙江大学。

多年后,他向弟子形容西行景况:一向养尊处优的倜傥青年,一路目睹山河离乱,经历千难万险,一身虱子,仍坚持西行。

到达遵义时,已是1940年底。他被浙江大学聘为工学院副教授,不到一年便晋升为教授,由此开始了一生的教育事业。

令范绪箕苦恼的是,浙大没有航空工程系,他只能在此教授材料力学。他记挂着导师交代的博士论文,但在落后的遵义,连电灯也没有,遑论计算机、打字机。科研条件让他焦虑,渴望找到一个更适合之地。

1942年8月,在赴兰州参加工程师年会后,他应邀加盟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院,初涉国内航空工程研究。但在这个中国实力最强的航空研究机构,他发现自己参与的航空器材国产化研究,竟然是以竹替代铝合金。战时物质匮乏可想而知。

次年他又应清华航空研究所之邀转赴昆明。他满怀期待的心很快又凉了,这里的研究依然是航空研究院的老路数,只是研究材料换成了木层板。彼时“一穷二白”的中国现实让他深知,没有完整的航空实验设备做基础,航空科研、制造都将是“空中楼阁”。于是,他有了第一次科研转向,潜心研究风洞,并决心投身教育事业,通过培养更多的航空专业人才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基础。

抗战终于结束,1945年,他应邀重返浙江大学,创办航空工程系。又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,白手起家,建成包括中国第一个自筹自建的3英尺低速风洞在内的教学实验室。 

 

风雨中的坚持

大时代的变革来了。1949年5月3日,杭州解放,军管会把范绪箕推上了浙大总务长位置,全面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。三年后,当他计划回归专业时,一项更大的挑战与变革来临了。

1952年,全国高等院校大规模院系调整,调整的方向之一,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,取消大学中的学院,调整出工、农、医、师范等学科,建立专门学院,或合并到同类学院中。航空系的调整不可避免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国际局势日益紧张,北方抗美援朝,南方台海局势一触即发,当时的航空工业极为薄弱,亟待建设,对于航空工程人才的需求也愈加迫切。1952年9月,中央确定交通大学、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,成立华东航空学院筹备小组,范绪箕被指定为召集人。

他辛苦创建的浙大航空系还没能扎下根,建立的实验装备还未能发挥作用,就要被拆走了,似乎一切努力付诸东流。但他来不及遗憾,忙着组织人员搬迁、安顿,把设备和图书运往南京。

三系合并,工作千头万绪,范绪箕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兼教务长,在中山陵下选了一块宝地,邀请建筑学家杨庭宝设计教学主楼,现代建筑学、建筑史学家刘敦桢设计校园,新校区基建工程不到两年时间即告完工。1954年,新校区启用。在教学中,他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学科建设,特别是前沿学科的发展动态,使教学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。

1956年,国务院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,计划开发西北,考虑到航空工业和航空教育的合理布局,华航西迁,更名西安航空学院,最后与西北工大合并。范绪箕费劲辛苦争取的一块宝地及其建筑规划也落了空。7月,他被调至南京航空学院任副院长。

南航与华航一样,同样创建于1952年,最初是依托航空修理工厂,建起专科学校,其规模与发展规划都由苏联援建专家制定,教员多从工厂转来,并无教学经验,学员多来自部队。

上任伊始,范绪箕就遭遇了“九月事件”——部分学生了解到学校的教学水平和条件等同于中专,愤而上街游行,要求改读本科。他到任后,迅速化解危机,顺利完成了建院改制,将南航的教学水平从最初的苏式专科学校,转制成符合国情的大学本科。此后,他以任务带科研,带领南航踏上了无人机研制之路,建成了风洞等关键试验设备,开启了研究生教育,至1960年,南航被一机部确定为部重点高校。

在南航的23年,是他生命中的黄金时代,也是他经历风雨最多的时期。他的经历,和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1958年,他在国内率先提出研制无人机。当时,只有美国和德国刚刚研制出无人机,这在世界军事领域上尚属新鲜事物。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,认为无人机的构想非常好,建议根据国家现实的需要,结合当时导弹研制计划所需要的靶机来研制。

这一年,中国正处于“大跃进”时期。8月,范绪箕带着靶机研制任务兴冲冲回到南航,没想到一进校门就遭痛批。有人说,现在要大炼钢铁,师生都得参加,你搞靶机项目就是冲击毛主席的大练钢铁。范绪箕说,大炼钢铁是一项群众运动,航空院校的跃进,不应体现在小高炉炼钢上。一批干部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思想,是与大炼钢铁口号唱反调,于是白天晚上批斗,连批了两天。

直到10月,南航划归国防科委领导,下达研制靶机的任务。范绪箕抽调人员成立了靶机研究室。11月15日,南海一号靶机试飞成功,打破了中国空白。

在大炼钢铁运动中,南航为了完成炼钢指标,把暖气管、大门都拆下来用来炼钢。为了保护学院的资产,他把全校仅有的两台计算机和准备用于建造风洞的钢材藏了起来,又引来一场更严厉的批判。好在一场出访任务让他躲过一劫。

此后,中国的政治活动愈演愈烈。从1965年开始,范绪箕被剥夺了领导权。1965年和1969年,他分别被派到江苏铜山县和句容县参加“四清”及拉练,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长达1年半和1年之久。

每天,他被迫接受工宣队教育,打扫卫生,清理厕所,背“红宝书”,晚上写交代材料,天天挂着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的牌子。一个雪夜,工宣队突然把他叫去,让他交代在国民党航空研究院时是否特殊党员。他说不知道什么叫特殊党员,他们上来就扇一巴掌,让他到外面清醒清醒。他在雪地里站了一两个钟头。

“文革”中的范绪箕仍是乐观的。多年后,他和弟子们讲起,最初造反派批斗的是南航的书记,过了一段时间,又开始贴他的大字报,他每天晚上都去看大字报,看了一段时间,造反派就把他扣在教室里,不让他回家。

直到1969年,军宣队进校,他才重新恢复工作。1972年,被任命为南航革委会副主任。

他在逆境中坚持工作,1970年10月,由他主持研制的高速风洞调试完毕,1971年,南航研制的长江一号无人机试飞成功。

 

科教春天里的改革

“文革”终于结束了。1979年,范绪箕调任上海交大副校长。次年,出任第36任校长。

彼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不久,国家的科教事业即将迎来发展的春天。交大在党委书记邓旭初领导下,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,并在中央支持下,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,以更好推动各项改革。范绪箕的到来,无疑如虎添翼。

范绪箕自小受到中西合璧的教育,对西方教育制度和模式有深入的了解。近四十年的教学管理工作,则让他对高等教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思索。他认为,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虽只有百年历史,但由于政治局势动荡,高等教育制度变化很大,并且总是跟着外国走,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。中国曾经全面学习苏联,这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。应取人之长、补己之短,结合具体的国情、校情,走自己的大学发展路径。

在上海交大,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、师资队伍上,实践其教育思想。

学科建设方面,他深知工程技术离不开科学之源,而科学的发展须遵循“分则深、深则通、通则合”的规律。初到上海,他看到交大这样一所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融理、工、管为一体的著名学府,被拆解得只剩下工科,甚至变成以造船为主,深感痛惜。此后,他致力于使交大“理工结合、文理渗透、学科交叉”等工作:拓展方向过窄的专业,重建已有专业,把工科专业的拓展重点,放在发展电子计算机上;在理科领域,恢复重建应用数学系、应用物理系等;新建生命科学与技术系等国际科技界的前沿专业,率先建立起高性能的计算中心,从硬件上促进了各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的融合;为打破系与系的界限,提倡科研合作精神,先后主持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等六个跨系委员会。

在教学上,他倡导以课堂讨论为主的启发式教学,并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,建立开放性实验室,恢复下厂实习。他还提倡选课制、学分制、导师制,压缩必修课,增设选修课,鼓励学生根据特长和兴趣去学习。

范绪箕值得称道的还有世行生培养试点。世界银行贷款是中国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,旨在帮助全国28所重点院校的理工科本科生和研究生,提高学术研究能力。项目中有114万美元用于出国进修及培训费,上海交大是这批资助的获益学校之一。当时国内高校出国深造的都是专业教师,他力排众议,顶住压力,主持选拔了38个学生出国学习深造。在思想禁锢的1980年代初,成为“破天荒”之举。

为了给世行生落实学校,他专程访问了美国、英国等高校,帮忙落实导师。为了跟踪他们的学习情况,还专程去学校考察。日后,38位世行生都学有所成,卓然一家。

1980年代,在邓旭初和范绪箕的主持下,交大在全国高校率先开展新校区建设,率先接受包玉刚先生1000万美元捐款,建造图书馆,为高校引进外资办学开了先河。

范绪箕后来回忆说:“全国来了解情况、学习取经的高校络绎不绝。当时我们还受邀到处去讲经验。记得有两个记者,一个是《光明日报》的,一个是《文汇报》的,他们俩天天来交大。我一上班他们推门就进来了,问道:‘范校长,今天教学上又有什么新动作啊?’” 

 

三十年解甲不归田

1984年3月,范绪箕卸任上海交大校长一职,时年70周岁。

像他的导师冯·卡门一样,他一生未婚。年轻时,也曾遇到心上人,可命运弄人,他们最终失之交臂。很多人为之惋惜,他处之淡然:“对于我的事业来说,或许是件好事,我可以不受家庭所累,随遇而安。”

回眸70年,半世奔波拓荒,筚路蓝缕,而事业往往在最紧要时,因外部原而放弃,且每一次变动总是从头开始,留憾甚多。退休了,他终于有机会弥补缺憾。此后30年,他解甲不归田,大隐隐于校,游刃于科研教学的自由天地间。

他的科研之路,始于1937年师从冯·卡门时,研究板壳的弯曲理论,在当时属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课题。在战乱中的中国,他潜心研究风洞。1958年,他率先主持研制无人机。1978年,他注意到,随着飞行器飞行速度和高度的提升,由此而产生的“热障”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新课题。他在国内率先开始热应力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,完成我国若干战略性歼击机、导弹型号部件热应力测量研究任务。

退休后,他直接领导热应力研究室和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。此外,他注意到随着计算机的发展,中国研制导弹的气动加热计算也开始通过程序化完成,于是他在气动热程序计算软件方面也展开研究,该项成果获1999年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

他在交大带研究生,始于1982年左右。退休后,他向学校请求继续带研究生。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,为了帮助学生查资料,他介绍他们到北京国家信息中心去查,还打电话到美国,让亲友们帮助复印资料、文献,再邮寄回来。

生活上,他的学生领到的科研补助,比别人多一些,他让他们饮食无忧,专心科研。办公室里冷,他给学生买个皮马甲。学生写论文辛苦,他每天早上给带两个包子。每年春节前,学生们到他家里聚一下。他从不让学生买东西,90岁的高龄,还亲自烧菜。吃完饭后,也不让学生收拾。

如此,他三十年如一日,每天工作六小时以上,以学生为骨肉,以航空科研为志业。

1990年代,他已80多岁了,每年都要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,把最新的科研动态带回来。在国外,看到先进的科研仪器,他就借钱买下来,常常因不符合某种规定,仪器被海关扣留。

80多岁时,他开始学电脑。当时新出的电脑,操作系统正从DOS向Windows转变,他不会用,就让学生把从开机到打印的整个过程,写在纸上。每天早上来,他拿着那张纸,一遍一遍地练。此后,他都是自己打字。写论文时,打出来以后,让学生用尺子量字体的高度。发表单位对文字格式有要求,他就严格按要求去做。

年事渐高,但他的思维仍然敏锐。每天,他关注着世界航空最新的前沿技术,并不断根据由新技术产生出的新课题来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。

1996年,他注意到中国在设计航天飞机时,遇到气动加热的问题,于是他的研究重点转向航天飞机的热防护系统。中国神舟飞船使用的是烧蚀热式防护系统,通过烧蚀的过程把热量带出去,这种方法让飞船落地后,返回舱表面看上去像被火烧过一样。他研究的热防护系统采用的是先进的纳米材料,可以通过吸收和反射来隔热,最大意义是可以重复使用,从而节省成本。

87岁,他出版《范绪箕论文选集》;90岁,出版《气动加热与热防护系统》;94岁,他还带着学生,坐着面包车,外出寻找耐高温的陶瓷材料,先到宜兴,又去绍兴;95周岁,出版《高速飞行器的结构分析与应用》。书中公式非常多,每一个公式他都自己推导,再让学生帮助校验;98岁,他还向所在学院申请:本人曾培养出多名博士生,所带的课题组一直承担着多项科研项目,目前身体状况良好,还希望指导博士生。

100岁时,他仍是每天早晨7点起床,8点半到办公室,工作到下午3点钟。直到2011年,他晚上回家时,摔了一跤,左腿不如以前,就每天坐车去办公室。2015年,他仍躺在医院里,仍不忘工作,仍有英文论文发表。

百岁华诞时,他曾自称:“我的一生没什么传奇,如果说真有传奇的话,那就是我还活着,人生如同驴推磨,我就是这小毛驴,虽然力所不及,道路也不是很平坦,经历了风风雨雨,终究还是走过来了。”

对于长寿之道,他这样总结:简单生活,淡泊名利。“我的座右铭是:‘抛却过多的欲望,保持内心的平衡’。我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我的工作上,所以我的生活,我的想法会变得非常单纯。”

虽然,早在1955年,新中国第一次教师职称评定中,他就被评为一级教授,是航空院校中唯一的一级教授。他门下桃李灼灼,也不乏两院院士。但他没有院士头衔,也从未主动申报过奖项与名誉。2001年,他荣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“科学与技术进步奖”,也是民间发起,学生推荐。

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,“我这一生碰到好几个有名的人物,个个都比我强,我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,除了哥哥范绪筠,还有钱学森、前台湾行政院长孙运璇、黄玉珊等人。我大半生都跟着他们在一起,我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他们,索性就不和他们比,但我也不自卑,感觉自己尽力干就行了,想到这里,也就心安理得了。可能正是这个原因,让我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。”

2015年11月21日,范绪箕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,享年102岁。十余小时前,他还打电话给弟子汪激,询问一台旧仪器的去留问题。

生前,他曾谈及生死观:我没家人的牵挂,对钱也不吝惜,只要自己够花就行。如果我死了,我愿意捐献器官,只要能用,其他的就烧成灰,种在一棵树底下,还可以养树。

节选自《航空报国 杏坛追梦——范绪箕传》,参考《钱学森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》等,及财新记者采访内容。


来源:财新网,作者:谢海涛